大连特支成功领导福纺工人大罢工

　　1926年，大连福纺纱厂罢工工人致大连全体工友书。（中央档案馆提供）

　　提要

　　大连市老一辈党史研究专家在中央档案馆查到了两份珍贵的文件，由于年深日久，字迹已经略显浅淡，这却是大连地区第一个党支部成立时留下来的重要记忆。

　　一九二五年，杨志云向共青团北方区委报告大连团组织情况和团员名单，一个月后，共青团北方区委写信给党中央，请求团员转党员。一九二六年，大连特支成立，领导了著名的福纺工人大罢工。

　　10万工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大连市区至今留下很多百余年前的遗址，每一处遗址都承载着一段大连人民的血泪史。”采访中，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部部长温明成这样告诉记者。

　　20世纪初，在俄日殖民统治时期，为了在经济上进行野蛮掠夺，殖民者用欺骗的手段从国内各地招收华人进入他们建的工厂，使得旅大地区工人人数不断增加，1903年，大连的工人人数已经达到3万人。日俄战争后，日本殖民者继续扩大殖民规模，开办各种工厂，到1925年，旅大地区工人人数猛增到10万人。

　　这里的中国工人不仅政治上受到殖民统治者的压迫，经济上更受着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当时中国工人每天从事繁重的劳动10至14个小时，平均工资仅为同等日本工人的1/4到1/7，终日不得温饱，被称作“苦力”。

　　在旅大地区的华工中最苦的是码头工人，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对华工进行集中统治，修建了“华工收容所”，美其名曰“碧山庄”，劳工们称“红房子”，当年工人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红房子，杀人场，鬼子把头赛虎狼。工人列进牛马行，咽着橡面和谷糠。刚来这里是青年，几年以后头发苍，腰弯腿弓皮包骨，断气葬身死水塘。”据殖民者留下的数据表明，收容所最初的10年间，惨死的码头工人多达1372人，病亡还没统计在内。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和压迫，激起了工人的强烈反抗。据殖民者留下的统计数字表明，以大连及所谓的满铁附属地工人罢工为例，在1916年发生3次，1917年发生7次，1918年发生22次，然而这种自发的经济斗争，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又缺乏组织领导，多以失败告终。

　　两份档案：团员名单和给党中央的报告

　　讲述大连地区党组织建设的历史，不能不提到两份珍贵的文件。这两份文件是用钢笔手书的，现藏于中央档案馆。第一份是1925年11月大连的团员名单；第二份是1925年12月，共青团北方区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两份文件的图片。

　　温明成说：“俄国十月革命后，很多华工回国来到大连。他们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有的还参加过俄国的赤色工会组织，并带回一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刊，向大连工友介绍在俄的见闻。虽然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向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但是在无形中将马克思主义带入了大连。”

　　工人们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团体、兴办教育，成立了中华青年会、中华工学会等爱国团体，进一步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积蓄革命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非常关心大连地区的工人运动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先后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震瀛，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到大连检查指导工作。

　　温明成讲道：“大连地区是先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是在团组织基础上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

　　1925年11月25日，共青团大连特别支部书记杨志云向北方区委报告大连团组织情况和团员名单，这就是前文提到的第一份档案，它是大连早期党组织建设的珍贵文件之一。

　　从报告中看到，当时大连地区共青团员共有15人，全部为男性，年龄多在20岁以上，公开身份有的是店员，有的是印刷工，都是这些行业内爱国团体组织中的骨干力量。

　　接到报告后，12月6日，共青团北方区委写信给党中央，这就是前文提到的第二份文件。这份文件同样是手书，写道：“大连方面成年工人甚多，且现在团员有数人已超过年龄，应组织党。”

　　1925年12月，共青团中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党组织及团组织青年化的指示，发出第121号通告。通告提出超过20岁的共青团员都应该加入共产党的组织，同时仍为共青团员；不满20岁的团员如果担任重要职务时，也应加入共产党等重要指示。

　　这年年末，杨志云到北京，向北方区委汇报工作。北方区委根据汇报将大连地区8名超龄团员转为党员，他们是董秀峰、张云峰、杨显庭、王少坡、阎启明、杨志云、张文明、秦茂轩。

　　1926年1月，杨志云返回大连，根据上级指示于1月15日正式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大连特别支部，除8人由团员转为党员外，还有1925年入党的傅景阳，共计9名党员，从此大连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100天：“四二七”大罢工胜利

　　大连福纺纱厂是日本大阪市福纺株式会社在日本殖民当局保护下，于1923年在大连开办的满洲福纺株式会社，有700余名华工，其中女工占56%，童工占38%。中国工人每天在毫无安全防护设施的机器旁做工长达12小时，所得工钱仅有2角5分，仅为日本同行的1/4，女工工钱又比男工少20%，连交伙食费都不够。

　　在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中，“福纺”成立了夜校，组建了工人组织——中华工学会福纺纱厂分会，会长是1926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侯立鉴。

　　1926年4月1日，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宣布金票（日币）涨价，每元金票兑换1.2元小洋（奉票）。4月25日，厂方开饷用小洋给工人，却按金票扣工人饭费，这种赤裸裸的剥削激起全厂中国工人的愤怒。粗纺车间女工杜秀贞、关桂贞当即向厂方提出仍按小洋扣饭费的合理要求，遭到厂方拒绝，第二天，粗纺车间女工集体罢工，其他车间的工人得知后纷纷响应。

　　侯立鉴立即将有关情况向党组织报告。由于党员人数不断增多，1926年2月，在中共大连特别支部基础上组建了大连地委，领导成员不变。当时的书记杨志云与其他党组织成员研究后决定，因势利导，坚持罢工到底，不获胜利，决不复工。为把这场自发的经济斗争引导到反奴役、争自由、争人权的自觉的政治斗争轨道上，傅景阳、唐宏经连夜起草了六项要求，作为工人同资本家谈判的条件，包括不准打骂和虐待工人、缩短劳动时间等。

　　4月27日，工人代表找到厂主角野，正式提出六项要求，角野蛮横无理地全部拒绝。上午10点半，侯立鉴下令拉下全厂总电门，推响汽笛，1000多名中国工人听到号令冲出车间，奔向工厂大门，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开始了。

　　为坚持罢工，他们成立了纠察队、宣传队和救济队，积极应对日本殖民当局和厂方破坏罢工的种种伎俩，还组织了有3000多名附近工厂工人参加的罢工声援大会，工人们高呼口号，齐唱《工人团结歌》。

　　同时，他们还努力争取全国各地的支援，天津总工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先后发表宣言，声援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还宣布将要在全国抵制日货。这样的形势令日本殖民当局和财团十分惶恐，福纺日本社长八代裕太郎急忙从东京赶到大连，会见记者，表示“工人之要求则必一一审度……”随后，经过谈判，基本同意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100天的大罢工宣告胜利结束。（孔 晶 本报记者 郭 平）

发布时间：2021-05-11 16:56:19 来源：人民网